事实上，在场的人都清楚，天子所说的理由，不过是个由头，并非真实的原因。

如果真的是因为精力不济，那么完全可以让司礼监代为批红，这不费什么事情，也同样是成例。

只不过，心里清楚是一回事，但是说出来就是犯忌讳的事。

尤其是有王振殷鉴在前，谁也不敢说这个话而已。

所以，这次争端的实质，并不是什么简单的替天子分忧，而是刑部和都察院之间的一次新的权力划分。

从朱祁钰的角度出发，他自然有自己的考虑。

看过了大明的百年变迁，对于最终大明覆灭的原因，他多有思索，一个王朝的倒塌，必然是有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

但是，就大明而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过分的优待士人了。

这个士人，包括未入仕的读书人，已入仕的官员，甚至包括已致仕的乡绅。

认真细说起来，这其实和太祖皇帝有关，他老人家虽然对吏治下铁腕治理，但是对于读书人却是十分优容的。

这种优容，最开始是身份地位上的，譬如举人见官不跪，后来发展到待遇上，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免徭役，税赋，再到后来，刑案之上，也给予了这些士人一定程度的豁免权。

以至于刑部这个执掌天下刑名的最高法司，除了承旨廷鞠，对于官员犯罪，几乎没有审理权，而被朝廷上下视为常态。

这很不正常！

固然，官员的行为有都察院监察，但是，科道的监察是有其缺陷的。

第一，科道官员只有监察权，而没有审讯的权力，查得罪状之后，需要呈送给朝廷，由朝廷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另派大臣前往查证，随意性比较强，中间可以活动的空间也非常大。

就拿当初镇南王的那桩案子来说，如果是老于刑名的官员来负责的话，绝不会那么莽撞的就匆匆结案，以至于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其次就是，科道因为监察的特殊性质，被允准风闻奏事。

这本是为了畅通言路，但是，在没有后续的体制配合下，这种风闻奏事，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工具。

诚然，官场上的斗争，并不仅仅因为明面上的过错，其中牵扯的方方面面的利益，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一个官员犯了罪，但因为他的立场，势力，关系而能够最终得到保全，那么，结党之势将难以遏制。

将所有犯罪的官员逐渐纳入刑部的审讯范围之内，虽然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有制度上的牵制。

与此同时，相较于风闻奏事的御史，很明显，在刑案一道上，刑部才是更加拿手的，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

刑部在朱祁钰的心中，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部门，相反的，刑部应该和执掌监察的都察院，执掌官员考核的吏部，对官员有着同样强大的威慑力。

当然，想要改变旧有的成例，过程必然是艰难而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