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当第六军团辗转于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荒山中时，第七军团到达了闽北苏区。一路上，数百名挑夫被丢弃，兵力损失近半数。闽北苏区虽然不大，但这里属于山深林密、物产富庶的武夷山区，其领导人是威望极高的老共产党党员黄道，因此成为藏身休整甚至是扎下根来开辟根据地的好地方。然而，第七军团的官兵们刚吃上几顿饱饭，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厉地批评他们在闽北的停留“迎合了敌人的企图”，命令他们继续执行前往安徽南部的任务。后来被证实的史实令人震惊：命令第七军团前往安徽南部是因为那里有几个县爆发了武装暴动，中革军委计划第七军团到达后在暴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就在第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就得到了暴动已经失败的消息。

第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移动出闽北苏区，冲破两道封锁线后进入了闽浙赣苏区，与那里的另一支红色武装红十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是著名的红军指挥员刘畴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方志敏。但是，两支红军武装的会合并没有使闽浙赣苏区被围困的危机得到缓解，由于数支一直尾追着第七军团的国民党军此时也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外围，所以刚刚成立的第十军团只能立即开始转移。

此时，在甘溪镇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正长久地徘徊在中国西南部的深山密林中。山中所有可以果腹的林木野草他们都尝过，每一处有可能突围的方向他们都试过。他们没有向导，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弹药，许多红军战士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没有鞋而赤着脚。他们以日月星辰辨别方向，以冰冷的山泉缓解饥饿，在灌木与乱石之间开辟道路，在枯萎的草丛中躲避藏匿。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患上了疟疾，高烧不退，已经无法翻山越岭，四个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他。但是，抬担架的战士很快就因为负伤、疾病和死亡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个年轻的红军士兵把任弼时背在了自己的背上，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在后面托着他的脚。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的时候，这对革命夫妻刚刚有了一个孩子，部队要上路了，他们只有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从那时起他们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个孩子的任何消息。在一个狭窄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处指挥部队，而在他的身边，年仅二十岁的警卫连连长余秋里提着枪，用强迫的口气让他立即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他索性坐了下来，一直坐到最后一名红军通过崖口。

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军阀决心将这些散落在深山中的红军斩尽杀绝。十月十七日，在第六军团遭遇重兵袭击后的第十天，他们发现自己居然又离那个噩梦之地——甘溪镇——不远了。第二天大雾，红军官兵进入了甘溪镇。他们知道国民党军绝不相信他们有勇气再次走入这个小镇，而对手的不备就是他们生存的希望。利用浓雾的掩护，红军官兵悄悄地穿过甘溪镇向东急行。当得知前面那个叫马厂坪的地方没有敌人阻击，是包围圈上一个罕见的缺口时，他们立即占领了有利地形，然后在一位猎户的带领下进入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大峡谷。第二天天明时分，穿过峡谷的这部分红军再次把包围他们的敌人甩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