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一直追击着第六军团的部队，属桂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

当桂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

此时，周仁杰依然没有接到上级的战斗命令。

在桂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杰的部署刚刚被实施，桂军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桂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甚至已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

锡教导员回答道：“没有。”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八岁加入工农红军，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目睹过许多与他一样年轻的红军伤残或死亡，他早已不再考虑自己究竟能够活到哪一刻，尽管他和所有的红军一样曾无数次地梦想过美好的未来。

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员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沟底；而崖上的敌人一边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向下挤压。一连的通信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增援。

与周仁杰同龄的刘转连也来自湖南茶陵县，他十八岁时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县苏维埃政府秘密交通员的革命身份。参加红军后，曾在苏区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德国人，以及马克思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与周仁杰一样是战争的幸存者，当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新中国诞生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方的一个军区任中将副司令。

而在一九三四年的这个十月间，刘转连面对绝境的唯一念头是：不能让敌人冲下来，因为身后是毫无准备的军团机关。他命令一连坚持住，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营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人拿出一颗手榴弹支援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桂军暂时被遏制了。

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通道，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就在这时，桂军的枪声突然稀疏了。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