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贵州军阀首领王家烈派出黔军的一位团长，挑着茅台酒和猪肉来到甘溪镇慰问刚刚打扫完战场的桂军。双方聚集在镇中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吃饭喝酒，用各自的乡音开了些猥亵的军中玩笑，然后相继离开了甘溪镇。

又过了几天，国民党第二十五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给被打散的红军官兵可能流动的各县发出了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集中民团武装，左臂上佩戴好易识别的标记，在各个要点进行严格搜捕；侦探更是要不分昼夜地活动，随时把情报报告给政府军。命令要求尽快筹集粮食、草鞋、盐巴和大洋，以满足政府军的作战需要。同时还特别规定，无论政府军的长官到达哪里，县长和区长都要立即出面欢迎。命令最后警告县长和区长们小心自己的脑袋：“以上各条令县长、区长立即遵办，倘有迟延违误，查实即以军法枪决。须知本职法出令随，切勿以身试尝为要。”

又过了些天，内地一些报纸的角落里出现了一块篇幅不大的新闻，题目是：《流窜数月之萧匪近日覆灭于黔东》。

除此之外，在贵州东北部那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周围发生的一场惨烈的战斗，并没有给一九三四年的中国留下特别的痕迹。

一九三四年开春以后，全国气候异常。不停歇的暴雨导致面积广袤的国土上数条江河决口，大水肆意倾泻摧毁了无数房舍和苗田。而在被称做“人间天堂”的江浙一带，春来却一反常态地没降一滴雨，沟渠干涸，早稻枯萎。于是，全国一半以上地区的农田在夏收还没到来之前便已收成无望。在城镇里，工业原材料价格失控导致物价开始崩溃，抢购之风刚过，市面立即萧条，倒闭势头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工厂，连橡胶大王陈嘉庚都宣布破产了，银行大门外昼夜挤满了等待兑现的市民。失业的产业工人、入不敷出的手工业者和衣食无着的农村难民混杂在一起，遍布在密如蛛网的乡村土道和水陆交汇的城镇街道上。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整个国家的疲惫消沉如同暑气蒸腾的热雾一般四处弥漫。

自民国开国以来，军阀们无休止的混战如同一出演了再演的旧戏，到了一九三四年已无丝毫新的情节。唯一给报刊市井留有谈资的是那个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炸开并盗走了无数珍宝的军阀孙殿英。这一年的元旦刚过，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到了，孙殿英被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尽管他知道这个任命的真实用意是把他弄得越远越好，但他还是梦想着占领一块地盘养精蓄锐之后卷土重来。可是，他的部队还没吃上几顿真正的西北羊肉便遭到了追杀——西北的军阀决不容忍任何势力涉足自己的地盘。孙殿英的步兵和马步芳的骑兵在戈壁荒滩上厮杀的过程激烈而短促，除了造成士兵和百姓死伤无数之外，很快就因为孙殿英部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了。到了三月，国人已听不到任何战事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