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八百五十架作战飞机和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五十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使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十三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红七军团十九、二十两个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个师，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

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

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大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一九三三年夏，在中央苏区，这样的军事思想不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