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个时候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个中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差异不可调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感悟到革命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革命模式行事，特别是在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依靠什么阶级成员以及武装斗争的样式上，他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一生都竭力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在苏联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个“土包子”。特别是，这个农民出身的“土包子”从来就没有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低头或妥协的任何迹象。其次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认识的差异不可调和：自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确定在农民中间，并在深山中建立了农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之后，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在政治威望上能够超越毛泽东，其原因是红色政权根据地的主体和红色军事武装的主体就是广大的青年农民。当共产党中央在大城市里无法生存继而转移到乡村根据地时，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令他们感到了无法立足的威胁。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因此他所作的报告在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不免令人感到幻象丛生。毛泽东讲了苏区的民主选举工作，强调提高选民中妇女的成分；讲了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讲了农村的“查田运动”，指出土地分配是否公平要由群众会议来检查；讲了苏区内学校和学生的详细数字，说目前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九的妇女参加了扫盲运动。毛泽东的报告还涉及了植树问题、公债问题、卫生问题和调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问题。针对年轻人想早点娶媳妇的倾向，毛泽东细致地讲解了苏区的《婚姻法》，他说：“等二十年有什么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长工们往往干活到四五十岁还没希望讨到老婆哩！”最后，毛泽东展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图样，他解释说国徽和国旗是这样规定的：

在地球形上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五角星为黄色。

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