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料表明，毛泽东也曾经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另外一个历史细节也可以成为佐证：红军军事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草鞋、绑腿带、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

以当时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更希望毛泽东留下。虽然军事决策中心在决定高层干部的“走留”问题时，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跟随红军转移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出身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别的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意味深长的关系。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那就是：无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背得如何流畅，毕竟马克思和列宁从没有来过中国，他们所有的革命理论都产生于欧洲的人文历史中，而中国有现实的、具体的、独特的国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公认的行家里手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而是毛泽东。因此，即使在毛泽东受到排斥和冷落的时候，周恩来也会把党内的重要文件送来请毛泽东过目，就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请教毛泽东。他甚至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给予毛泽东细致的照顾，包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警卫安全乃至食品和香烟的供应。如果仅从信任的角度讲，面对能够滔滔不绝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经典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周恩来更倾向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熟读了《水浒传》的毛泽东。当周恩来认准了这一点之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温文尔雅的革命家，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的反对态度异常坚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党内和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如果把他留下万一出了事，无法向全体干部和红军官兵交代。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意义深远，他说：“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

博古突然感到自己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