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一九三一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了协议：用两万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十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与王明对王稼祥所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了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

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

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

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急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上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了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