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前几个月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

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

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在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

二十八岁的王稼祥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了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地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十九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本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因此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和冷落。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