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了红三军团四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军团首长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要求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三十四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三十四师是有理由的。三十四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一九三一年任红十二军团长，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九军五十六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政委程翠林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一九三四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三十四师政委。三十四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

但是，此时此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的敌情日益严重的时刻，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

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的时候，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林，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一〇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一〇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