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看，应该说这时候的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作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

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怨声载道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