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日子里，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完全出乎了这个措辞强硬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想象。在接下来更为残酷的反“围剿”战斗中，张国焘在红军连战八个月未得喘息的情况下，要求红军与敌人强大的主力部队展开决战，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从兴旺发达的鄂豫皖根据地撤离。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一直向西而去，那里是中国国土的腹地，那里山更高水更深——事实上，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更早地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他们一九三二年九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之后的军事转移路程有两千公里之遥，在这条同样危机四伏的漫漫征途上，他们在国民党军近乎疯狂的追杀中历尽千般苦难万般艰险——这就是徐向前所说的：“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大巴山的群山让这支红色武装深刻地体会了蜀道之难，但也让红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终于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四川，一个由极度丰饶和极度贫困组合为一体的奇特的内陆省份，是军阀和地主勾结在一起压榨贫苦百姓最残酷的地域，因此也是中国国土上发生动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二年正是四川军阀开始大混战的年代，军阀的部队纷纷聚往富庶的成都盆地，川北贫瘠的连绵大山因此无人防守，于是抗议苛捐杂税的暴动连续发生。民众手持大刀长矛拥入县城，搜捕团总，在衙门的公堂上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这种类似打土豪的举动一旦发生便一呼百应——所有这一切，都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因此，经过数次战斗，红四方面军很快就建立起包括二十三个县、五百万人口在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也相继成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又一个革命高峰期来临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连续电示下，停止了混乱的内战，开始调动集结兵力，准备大举北进“围剿”川陕根据地。蒋介石以两百万军费、一万条枪支和数百万发子弹支援川军对红军发动的进攻。川军几乎动员了省内的所有兵力，在四川北部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弧形线上，集中了一百一十多个团，总兵力达二十多万，并配备了十八架作战飞机。当时，在川陕根据地内，红四方面军的兵力连同游击军在内为八万余人，无论是总兵力还是武器装备，红军与川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于是，保卫川陕苏区的战斗，注定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

沿着巨大的弧形包围圈，川军的进攻分为六路。

四川军阀刘湘称：三个月之内全部肃清入川的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