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比《列宁论联邦》更值得张国焘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篇文章。这篇署名张闻天的文章发表于两河口会议的前两天，即六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的《前进报》上，文章的题目是《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文章可以视为两河口会议的舆论准备。其中心意思是：红军决不能在此久留，要集中全部力量北进，“克服一切道路、粮食、山地、河流的困难”，“用最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消灭敌人，争取在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作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与过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地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毛泽东意识到张国焘也许自恃兵强马壮，会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基层官兵也开始有了小摩擦。除了“大脑袋”和“小脑袋”的议论外，一些小事在双方之间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最后扩大到恶语相向。再比如，红四方面军官兵看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

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